【圆明网】兰州市八十二岁的吴秀珍女士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十六年来对法轮功迫害的首犯江泽民。
法轮大法给吴秀珍女士和丈夫刘绩第二次生命，而中共十几年的迫害却夺去了丈夫刘绩的生命。
吴秀珍女士在她的《刑事控告书》说：“我参加第一天宏大的集体炼功，多年根治不了的病，在一夜之间好了，真是不可思议。我接着在医院给他（注：吴秀珍身患脑血栓的丈夫）读了两遍《转法轮》后，他不但有了意识，而且身体恢复的也很快，当时，主治大夫说，他命好，那么严重的病，居然可以恢复的这么快。”
“……六一零经常上门谈话，单位领导也施加压力，说什么要‘保持革命晚节’，丈夫经不起多方面的压力，二零零二年放弃了修炼，结果旧病复发，……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带着后悔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法轮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是个八十二岁的老太太，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患有心脏病、脑供血不足、头晕、神经衰弱、失眠、颈椎病、脊椎痛、气管炎、胸部痛、膀胱炎、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中西医，偏方都治过，还经常住院，因做过肺叶切除手术，体制较差，弱不禁风。
八十年代末出现气功热，说练气功能治病，我就积极参加，练了多种气功，花了不少钱，但是病还是没有练好。有位原来和我一起练过其他功法的同事多次给我提过法轮功，但都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直到丈夫患第二次脑血栓住院后，昏迷不省人事，第一个来医院看望丈夫的就是这位同事，我觉得他是真的对我好，我这才走进了法轮功。
这位年轻的同事帮我请了《转法轮》等三本大法书。他说，你缘分很好，明天全兰州市的法轮功学员在红山根体育场集体炼功，问我说去不去，并说西北师大有车接送，我高兴的马上说：“我去。”
那是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宏大的炼功场面，大家炼了两个小时功，我就在那里一边看，一边比划着学，然后跟着大家学了一个小时的法。那时大家是齐声读书，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和高兴。
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奇迹。在这之前，我每天晚上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睡到半夜，心脏难受的就醒来了，必须得吃药，不然难受的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参加集体炼功的当天晚上，我就早早的睡了，没有吃安眠药，夜里也没有犯心脏病，就这样，舒舒服服的睡了一夜。早上起来，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多年根治不了的病，就在一夜之间好了，真是不可思议。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药，当时没有过多考虑，只是兴奋、高兴，后来慢慢的回味。这件奇事改变了我的世界观，由恶党灌输的无神论者，变成了法轮大法的信仰者，我还一天都没有炼功，是大法的师父把我的病去掉了，心里无限的感激师父。
那时，我每天到医院去看丈夫，我的包里都是拿的我每天必须吃的药，从那次奇迹出现后，我就再没有拿药，而是把大法的书装在包里。
八个月以前，丈夫在第一次得脑血栓时，误诊为坐骨神经痛。这是第二次脑血栓，病情特别严重，身体不能动弹，神志不清，人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每天在医院里给他读《转法轮》，我不管他听得见，还是听不见。
就这样，在医院，我给他读了两遍《转法轮》后，他不但有了意识，而且身体恢复的也很快，当时，主治大夫说，他命好，那么严重的病，居然可以恢复的这么快。临出院时，大夫给开了很多药，价值有一千多元左右，因为我丈夫是离休干部，药费是全报的，但是我没有要这些药，大夫表示不理解，但是我始终没有开药，就出了院。
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后，我身上的所有病痛不翼而飞，真的是体会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感觉，心情也特别愉快。精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天照顾丈夫，还积极参加洪法活动，见人就讲大法的美好，和祛病健身的奇效。
过去因为身体不好，所以，脾气很大，经常感到烦躁，所以经常给三个儿子发火。爱挑别人的毛病，儿子们觉得我很难伺候。修炼后，家人、亲戚都说我变了，不但身体变好了，连脾气也变得温和了，不发火了，性格上的转变很大，因为心情好，计较的少，所以胃口也变得好了，吃东西，也不那么挑剔。
他们当然不知道，法轮功要求人要按照宇宙的最高标准“真、善、忍”的特性去要求自己，这样才能祛病健身。
大法给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是李老师给了我丈夫和我第二次生命，给我的家庭带来了幸福祥和。半身不遂的丈夫我一个人照顾，没有给儿子们添一点负担，他们都感到大法的神奇和李老师的慈悲和伟大。
我及我的家庭遭江泽民集团迫害的事实
1、江氏集团逼迫我放弃修炼 并施压亲人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受到无端的打压和无理的对待，安宁公安局、十里店派出所，三番五次的来我们家对我们进行骚扰，逼迫我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单位领导还多次找到儿子，给他施压，要求他一定要阻止我修炼法轮功，儿子受不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回家跟我大闹，毁了我师父的法像，造下了无边的罪业，闹得一家人鸡犬不宁，大家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单位还把我的电话拆掉，切断了我和儿子的通讯联系。
2、遭监视居住、跟踪，失去了人身自由
二零零零年新年前夕，甘肃省省委党校负责六一零的副校长来我家，要求我不要去北京，当时没有怎么考虑就答应了他。过后一想不对，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要去哪里，这是我的自由，他人不能侵犯，想到这，我就打电话给领导，说：“昨天我说的话，我收回。”他问我：“是不是要去北京？”我告诉他说：“我去不去北京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我又没有做什么错事，只是表达了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而已。
就这样，他们就对我实施了严密的监视，省委党校花钱雇人，日夜把守在我所居住的单元门前，不让我出门。派人监视我的消息一传出，邻居、亲戚、朋友都知道后，疏远了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和生活方面的不便。以后，每逢节假日和所谓的敏感时期，都派人跟踪我。
第一次国际马拉松运动比赛在兰州举行，他们派了一个不认识的妇女监视我，不让我出门，就连我的家人出去看比赛，在党校门口，都要打开包检查，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对待。
二零零一年的新年，我的亲戚送我一盆鲜花，给我拜年，走到家属院门口，保安不让他进来，经过再三解释才得以进来。到了我家，亲戚吓得没敢呆，放下花，立马就走了。我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年后，亲戚谈起此事时，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株连亲朋好友，我们炼功锻炼身体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反而给我和我的亲戚朋友都带来了压力，干扰我们正常的社交活动，严重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3、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害死了我的丈夫刘绩
我丈夫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经不起打击和恐吓，警察经常上门骚扰，还扬言要抓我。我们到市区儿子家，警察也来到我儿子家。六一零经常上门谈话，单位领导也施加压力，说什么要“保持革命晚节”，丈夫经不起多方面的压力，二零零二年放弃了修炼，结果旧病复发，再次住进了医院，于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带着后悔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不让老百姓强身健体做好人，害死了我的丈夫，他是我们全家人的精神支柱，他的离世给我和儿孙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这都是祸国殃民的江泽民犯下的剥夺公民享有的信仰自由权所造成的。
4、无理扣押十六年的福利费
我炼法轮功不但人格上受到屈辱，政治上受到了打压，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江泽民“经济上截断”的指示下，甘肃省省委党校决定停发了我所有的福利费用和多项补贴，从一九九九年七月起至今，还在扣发，十六年来，没有给我发过一分钱福利费，约合人民币十多万元。
5、剥夺通信权利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八月一天，我给北京市西城区的大姑姐刘文英写了一封信，不知道是北京当局，还是兰州当局，私拆我的信件，安宁公安分局政保大队来了两个便衣警察，他们拿着传唤通知书《（2000）18号》，到党校，在老干科办公室非法审讯了我一个多小时，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大法给我带来的身心变化，他们自知违法、理亏，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
十六年来，我们的师父蒙冤，大法弟子遭受迫害，众多世人不明真相，深受其害，这都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我们不是为我们所遭受的不公而鸣不平，而是要通过法律手段结束这场迫害，还我们师父清白，让更多的中国人知道真相，唤醒他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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